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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条山战役:历时1个多月 中国军队遗尸42万具

发布时间:2019-12-23 17:11 来源:未知 编辑:admin

  风陵渡,地处黄河东转拐角,是山西、陕西、河南三省的交通要塞,自古以来是黄河上最大的渡口。在长达3年的中条山保卫战中,风陵渡一直是敌我双方争夺的要塞,守卫这条防线的正是陕西军团。

  提起中条山保卫战中陕军的贡献,还要从“西安事变”说起。西安事变后,张学良被蒋介石带到南京,杨虎城被解职。陕西军由孙蔚如将军统领。

  孙蔚如是西安市长安区人,身高一米九以上,膀大腰圆,是一名典型的关中大汉。他和户县人赵寿山都毕业于当时的西安陆军测绘学校,在杨虎城手下从下级军官做起,后成了集团军司令。

  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发生后,孙蔚如接任陕西省政府主席、第38军(由原杨虎城的17路军缩编)军长。

  随后的大半年时间里,孙蔚如派出第17师、第177师之529旅、教导团依次开赴前线,参加了保定、娘子关、忻口等战役,以重大的牺牲迟滞了日寇的军事进展。娘子关战役和忻口战役后,这些军队西撤黄河沿岸休整。

  1938年2月,赵寿山的第17师和第529旅进入晋东南太行山区开展游击战,属太行山东路军战斗序列,归朱德和彭德怀指挥。其间,17师还参加了西阳河谷战役,这是陕军第一次在中条山和日军的正面冲突。

  1938年7月,38军改编为第31军团,辖第38军和第96军两个军及军团部直辖的教导、骑兵两个团。孙蔚如解去省主席职务,任军团长,并在蒋介石的命令下,率在陕各部东渡黄河对日作战。

  孙蔚如率部渡过黄河后,一举收复永济等十几座县城并夺回了风陵渡,但1938年8月“徐州会战”结束后,西路日军兵锋直指风陵渡以威胁西安。

  距风陵渡不远的永济县蒲州镇,是守护风陵渡的前沿重镇,要保住风陵渡必先守住蒲州城。当地村民介绍,该处地势并不险要,这座古城西临黄河,东北是一块开阔地,日军的机械化部队通过开阔地就能直抵蒲州城下。

  距蒲州城东南六七公里的中条山麓中,有一座始建于北魏的万固寺,与之相对的是北面山中的普救寺。当地传言,这座普救寺正是《西厢记》中“红娘月下牵红线,张生巧会崔莺莺”之地,这两座寺院都建在山上,从运城到蒲州,这座隘口是必经之地,因此如能控制这两个高地对保卫蒲州城事关重大。

  为阻挡日军,孙蔚如命第31军团在两寺间的开阔地挖出一条深约一丈的反坦克壕。1938年8月,永济之战打响。8日黎明时分,驻运城的日军第20师团以一个旅团的兵力,配有四个炮兵中队,三个坦克中队及十余架飞机,分三路向永济扑来。

  孙蔚如指挥第31军团一部奋力迎击,一场血战拉开了大幕。1938年8月15日,激战中,一股日军由汉奸带路从右翼山地迂回包抄而来攻占了万固寺,一下打乱了31军团的阵脚。

  孙蔚如急命有“铁军”之称的教导团援救万固寺,教导团团长李镇西亲率两个营夺回了万固寺,日军向西姚温村撤退。

  “当时天已经晚了,还下着小雨。但是不知道西姚温村还有没有在我们手里,李镇西对我父亲说,怎么弄了半天还没有弄清情况,我父亲就说,是我们的人也好,是敌人也好,先冲进去再说。”三营营长张希文之子张振基说。

  张希文是渭南市临渭区张贵村人,1930年考入南京中央军校九期,毕业后分配到杨虎城十七路军教导营任职。当日,张希文一马当先冲进了西姚温村,没想到的是日军在村内部署了重兵,第三营冲进村后,遭日军猛烈阻击。张希文带领三营和日军展开了巷战,从第一天傍晚打到了第二天上午,日本人不断增兵,而三营只剩下了100人,后来张希文和全营士兵几乎全部牺牲。随后,日军乘势攻占了蒲州城。8月17日,日军从东、南、北三面(西面是黄河)包围永济城。下午5时许,日军在坦克大炮掩护下冲进城内,中国军队在城内展开巷战,连炊事员也抡着菜刀杀入敌群……6时许,永济失陷,中国军队500名官兵壮烈殉国。

  中国军队防线后撤,退到了与风陵渡之间的最后一道防线军团背水而战,不成功便欲成仁,在这样的决心和老百姓支援下,一个小小的韩阳镇,日军攻了半月之久竟未拿下。然而,在敌军的迂回包抄之下,韩阳镇最终失守,至此永济战役以失败告终。

  永济战役后,中国军队各部已集结到位,中条山防务也基本就绪。孙蔚如将部队主力部署在解县、运城、安邑、夏县一带,守卫中条山西段。至此,孙部防地横跨三百余里,纵深三四十里,为华北地区守卫黄河阻敌南犯西侵的重要战场之一。

  永济保卫战中陕军表现出来的“血性”得到了的嘉奖。1938年11月,孙部又改编为第四集团军,孙蔚如任总司令,所辖部队除原有两军外,又辖川军李家钰之第47军。7个月后,1939年6月6日,一场恶战又再次打响了,史称“六六战役”。

  2015年4月17日,运城市平陆县政协文史办主任富平宁向华商报记者介绍,1939年6月,日军第20师团和第35师团一部共三万余人,在30多架战机掩护下向中条山西端的黄河渡口茅津渡发起进攻,在茅津渡一带布防的是赵寿山第38军和李兴中第96军。茅津渡与风陵渡、大禹渡并称黄河三大古渡口,被称为“三晋屏藩”之地。

  日军1939年6月8日攻陷平陆,10日占领茅津渡,隔绝了38军和96军的联系。96军军长李兴中不得不在将士们的掩护下,撤退到黄河南岸。

  可是,96军的其他将士却没有这么幸运。在芮城县大沟南村的一块庄稼地里,矗立着一块志愿者立下的石碑,上面记录了当年发生在此地的惨烈战役。其中写到,96军的1057团和工兵营战士在“六六战役”中,对此地坚守数日,然而弹尽粮绝终至全军覆没。

  芮城县委宣传部新闻处主任肖永平是这段历史的民间研究者,经他采访的多位老人证实,在弹尽粮绝之后,部分士兵后撤打算突围出去,但多人被日军机枪扫射而死。因为村里的老人们都知道这段历史,所以在墓碑后一块很宽阔土地上,没人在上面种庄稼,它依然是一块纯净的黄土地。在下面,埋藏着数不清的抗日战士骸骨。

  几里地外,就是传言当年的工兵营小战士宁死不屈跳黄河的马头崖。肖永平说,当时这些工兵营士兵大多数年纪很小,有的甚至还没发枪,眼看着日本人打来了,只能跳崖以求生。华商报记者看到,马头崖高一百多米,悬崖下面没有任何遮挡,跳下去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。此处离黄河还有二三里,也不可能从这里的悬崖上直接跳入黄河。

  尽管如此,这些陕西“冷娃”也从未想过投降。据当地的第四集团军老兵后裔张铁铮介绍,战士坚决不投降。当时没跟上部队的还有96军军部机关的几十个女兵,她们走投无路,手拉手从沙口滩走进了黄河,被湍急的河水吞没。

  据统计,“六六战役”中仅96军伤亡就达五千多人,老百姓死伤更多,仅黄河沙口滩一带被日军枪杀的中国士兵和百姓达四五千人,河里满是浮尸,成为抗战时期黄河的第一次“大漂尸”。然而,待调整完毕后,孙蔚如调兵遣将主动出击,经过十昼夜激战,完全恢复原有阵地,打破了日军扫荡中条山之企图。

  很多年以来,随着中条山抗战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悉,每年的清明节来烧纸的人也多了起来。2011年4月,肖永平和众多的志愿者一起,在一位美籍华人的帮助下,修建了一座“中条山抗日英雄跳黄河殉国纪念碑”。

  从1938年到1941年间,中条山区大小战斗虽然有13次之多但是规模都不大。但是,一场真正的危机却正在悄悄临近。

  1940年底,日本政府调整了中国作战指导方针,作出“必须迅速解决中国事变”的决定,要求在1941年秋季以前,“进行最后的积极作战,力图解决中国事变。”另外,中国的盟友苏联也为了抵抗德国的入侵,与日本签订了双方互不侵犯条约。因此,日军得以调动主力作战,意在打通华北通道,彻底消灭驻守中条山的国军,威胁西安、洛阳乃至重庆。

  虽然高层都意识到了日军大举进攻中条山的企图,但是他们认为日本人的野心在于渡过黄河,直取西安、洛阳。因此,派重兵把守这两地,不让日本人渡河,甚至将中条山的守军调往洛阳驻守。其中,孙蔚如的第四集团军也是在晋南会战前夕被调离的。这支陕军因为“六六战役”的惨胜,被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赞誉为“中条山铁柱子”。

  孙蔚如被调离后,意味着原本中条山的24万守军,一下子就变成了18万。有资料显示,军队看似是18万人,实际上1/3的人在经商做生意,1/3的人在种地,只有1/3在操练。那么实际有战斗力的只有这6万人。而日本人却又增兵到了10万人,此消彼长之下实际上日军占据了绝对优势。

  华商报记者查阅战报证实了这个说法:开战3天后,主场作战的军队粮草不足,战士饿着肚子打仗,所以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攻势。

  同时,因为各个部队长期驻扎,不曾调换营地,导致了日本人的奸细将各个军团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。甚至在双方临阵之时,敌人都能喊出军队营、团长的名字。

  在这样的情势下,1941年5月7日,中条山战役爆发了。战役前后历时一个多月,中国军队由于事前准备不足、又缺乏统一指挥,除少数突围外,大部溃散,被俘3.5万人,遗弃尸体4.2万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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