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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白居易在日本被捧得最高?

发布时间:2019-09-20 08:53 来源:未知 编辑:admin

  白居易是一代文豪,不过在唐代文学史上,他的地位还是不能超过李白与杜甫,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,他还是以负面形象出现。

  然而在日本,白居易的地位却是首屈一指,远非李、杜所能比拟。在平安朝,“文集”一词,甚至可以作为《白氏文集》的专有名词来使用;现今已普遍对古人直呼其名,而日本人却还称白居易为“白乐天”,称字不称名,在洛阳白居易墓,日文的献碑甚至比中文的都多,碑文竟将白居易誉为“日本文化的恩人”。

  很多人都说,这是因为白居易的诗语言简单,日本人容易读懂。然而这样的回答,却显得有些太瞧不起日本人的汉文水平了:日本人能将典故繁多的《文选》用得得心应手,怎么可能只因简单易懂就尊白居易为第一?

  白居易的文集最早传入日本是在公元838年,据《日本文德天皇实录》记载,当时的日本太宰少贰藤原岳守“捡校大唐人货物,适得元白诗笔奏上。帝甚耽悦。授从五位上”①。这一年是唐文宗开成三年,白居易时年67岁,住在洛阳。

  白居易生前,其文集能够流行于日本,这在印刷术尚未普及、文学传播十分不便的中唐,非同寻常。相较之下,早他六七十年的李、杜,其文集传入日本却比白居易的晚了一百多年。②

  日本处于平安时代,致力于引进唐朝文化,他们派遣唐使,到大唐搜集中国第一流的著作,又利用商船夹带吸收中国典籍,遣唐使和商人遂成为文化传播的使者。

  遣唐使虽然是日本的高级知识分子,但到了大唐,要面临因为“外国人”身份而带来的诸多不便,对中国第一流的文学作品,他们很难通过细致阅读文本来给出判断,而只能依其流行程度而定;商人更不会关心深层的文学价值,唯以流行度为进货准则。

  早在元和十年(815年),44岁的白居易就在《与元九书》中谈到了自己作品的流行:

  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,凡乡校、佛寺、逆旅、行舟之中,往往有题仆诗者;士庶、僧徒、孀妇、处女之口,每有咏仆诗者。

  童子解吟《长恨》曲,胡儿能唱《琵琶》篇。文章已满行人耳,一度思卿一怆然。

  对日本人来说,誉满天下的白居易,自然代表了大唐第一流的文化,故而引进他的诗作迫在眉睫,且不满足于那些零星的单篇作品和单行小集,而是追求全集。838年所派遣唐使,肩负的重任之一就是搜集白居易的全集。

  巧的是,白居易是中国诗人中少有的重视整理文集之人,会昌五年(845年),他为文集作序云:

  集有五本:一本在庐山东林寺经藏院,一本在苏州南禅寺经藏内,一本在东都圣善寺钵塔院律库楼,一本付侄龟朗,一本付外孙谈阁童。各藏于家,传于后。其日本、新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写者,不在此记。③

  值得一提的是,到晚唐和北宋,正当日本人对白居易作品不断吸收和消化之时,中国文坛却出现变局,严肃文学严厉批判流行文学,杜牧讥白居易云:

  “纤艳不逞,非庄士雅人所为。流传人间,子父女母交口教授,淫言?r语入人肌骨不可去。”

  更巧的是,由于894年平安朝的“学问之神”菅原道线年的遣唐使遂成了最后一届,此后日本不像以前那么大规模成系统地吸收中国文化,白居易的作品好似踏上了一座文化孤岛,避免了中国文坛思想变迁带来的冲击,一直保留着9世纪上半期的鼎盛地位。

  作为白居易的前辈,中国诗坛并伫的双峰——李、杜为什么没有在日本产生如此大的影响?

  李、杜不像白居易那样注重结集,且晚年偏偏赶上安史之乱,战乱对文学传播的影响巨大,宝应元年(762),李阳冰为李白作《草堂集序》云:

  “自中原有事,公避地八年;当时著述,十丧其九,今所存者,皆得之他人焉。”

  所以,李、杜在唐人心中的地位,恐怕也难与白居易相敌。杜甫生前名声不显,而生前名声显赫的李白,其作品被经典化也有一个很长的过程。今人选唐诗,李白的诗几乎必选。而在唐人那儿却没这么高的待遇。如收盛唐诗人作品的《国秀集》(天宝三年,公元744年)、《箧中集》(乾元三年,公元760年),都没有李白的诗。

  直至白居易时代,李、杜都还未被经典化。唐德宗贞元二十年(804,正是白居易书判拔萃科登第的后一年),日僧空海随遣唐使入唐,遍搜唐人文集,归国撰有《文镜秘府论》,这部反映了9世纪初唐人文学观的著作,竟仍没给李、杜留有特别的位置。

  李、杜诗的经典化,肇始于元稹、白居易的大力提倡,直到北宋才宣告完成。在白居易时代,李、杜还需借白居易扩大影响,其影响力显然不能与后者同日而语,甚至到晚唐五代,《旧唐书》关于李、杜、白的传记里,李、杜只是《文苑传》中的匆匆过客,白居易才被视为诗人中的翘楚:

  所以,日本人未在白居易时代之前就把李、杜当做第一流的诗人引入,并非其眼光独特,而是受限于文集之流传。况且,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,即便中国也还没开始以李、杜为尊,日本人更不可能领先中国人的理解,提前赋予李、杜崇高地位。

  有人认为,崇尚“物哀”、情感细腻的日本人和白居易闲适伤感诗极为贴合,所以日本人特别喜爱白居易。这种说法看似有理,实则不然,论者颠倒了二者发生影响的时间逻辑。

  譬如,表现“物哀”的代表作当首推《源氏物语》,而该书作者紫式部却是白居易的忠实读者,其中随处可见白居易诗的化用。

  再往前,“学问之神”菅原道真倡导日本特色的“国风文化”,然而“国风”又是怎样的风格呢?其诗“谓似乐天,自书为荣”。⑤

  到了近代,作家川端康成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词中,曾用“雪月花”来概括日本文学的传统美。而这浓缩了日本人独特审美情调的“雪月花”,也正是出自白居易的《寄殷协律》:“琴诗酒伴皆抛我,雪月花时最忆君。”

  于是,与其说日本人独特的审美好尚令其更容易接受白居易的诗歌,不如说他们的审美好尚正是在白居易的帮助之下建立起来的。

  白居易集传入日本,正值平安朝中期。天皇权势衰微,外戚藤原家掌权。律令制度渐渐失效,贵族们地位的升降完全取决于与藤原家的亲疏。对贵族来说,政治理想不复存在,进取心大为减弱,宴饮行乐成为日常。加之当时自然灾害与社会动乱频发,正契合了佛教所宣扬的“末法降临”,贵族们厌世情绪高涨,焦躁不安。

  白居易晚年,朝中牛李党争愈演愈烈;又历甘露事变,宦官权势通天;更不用说朝堂之外的藩镇林立,大唐渐渐病入膏肓,士人们却无可奈何。面对这种棘手的社会形势,传统的儒家思想无用武之地。优游于儒佛之间的白居易选择“中隐”:

  这种思想,虽无益于民、无补于世,但能够慰藉焦躁的贵族们的内心,与白居易面临着类似困局的贵族们,在中国第一流诗人的感召之下,得到了一条可走之路,自然望风而靡。

  ②渡边优子,《《白氏文集》在日本平安时代的接受情况》,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,第1页

  ④[后晋]刘?d等,《旧唐书·白居易传》,中华书局2000版,列传第一百一十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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