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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大的战斗力源于有活力的军功制度

发布时间:2019-09-23 12:32 来源:未知 编辑:admin

  众所周知,唐朝是中国古代的强盛时期,在其统治的289年里,各类军事行动之频繁,获胜次数之多在中国古代史上非常罕见。研究唐朝军队的强大战斗力,不光要看到其背后的强盛国力,还要看到唐代一些政治、军事制度方面的创制,其中,勋官制度在调动军队积极性,造就社会尚武氛围等方面就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。

  在唐代,一个平民想要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,文可以由科举入仕,武可以凭借军功入仕。据《唐六典》记载,唐朝首先按照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,把以少击多,破城、破阵的战斗定性为“上阵”,双方力量相当的为“中阵”,以多击少的为“下阵”。其次,再根据对敌杀获率,将杀获率达到四成以上的定为“上获”,二成的为“中获”,一成以下的为“下获”。如此则“上阵上获”的军功最大,“下阵下获”的军功最小。当然,参加一场战斗的将士众多,在“阵”“获”相同时,还要根据将士们的具体贡献,将军功分成一、二、三等。比如“上阵上获”的第一等可以得到五转,第二等得四转,第三等就只有三转了。这里的“转”是当时用来衡量功劳的单位。其他如“上阵中获”和“中阵上获”的第一等均为四转;“上阵下获”“中阵中获”“下阵上获”的第一等可得三转;“中阵下获”“下阵中获”第一等为两转,各个不同“阵获”的二、三等分别递减一转,下阵下获就不再分等,均为一转。至此,唐朝就形成了一个总共有25个等级的军功体系。

  那么这些转数有什么用呢?为了奖励军功,唐朝在北朝制度的基础上,完善了十二等级的勋官体系。据《书》记载:“凡十有二转为上柱国,视正二品;十有一转为柱国,视从二品;十转为上护军,视正三品;九转为护军,视从三品;八转为上轻车都尉,视正四品;七转为轻车都尉,视从四品;六转为上骑都尉,视正五品;五转为骑都尉,视从五品;四转为骁骑尉,视正六品;三转为飞骑尉,视从六品;二转为云骑尉,视正七品;一转为武骑尉,视从七品。”勋官品级越高,需要的转数就越多。

  这里要注意一个关键字:“视”,所谓“视”即比照、等同之意,也就是说勋官的品级只是比照相应品级而已。在唐代,官员的职级和职务是分离的,其序列分为散官、职事官和勋官三类。散官序列相当于今天的职级,决定官员的薪俸待遇等级。职事官序列相当于今天的职务,是官员的具体职掌。一个官员可以没有职务,但一定要有“散阶”,即职级。而勋官之制“本以酬战士,其后渐及朝流”,作为授给有功人员的一种荣誉,勋官虽有品级,但与散官一样不是实职。那勋官制度的吸引力到底在哪里呢?

  第一,勋官授任没有出身限制。只要有军功,不管什么出身都能授勋,如果是特别重大的军功,还可以超格擢授。比如贞观十九年(645年)唐太宗亲征辽东,在攻打安地城的战役中,平民薛仁贵一身白衣,手斩贼将,所向披靡,立下奇功。战后,他不仅得到勋位,而且一下子就被封为从五品下的游击将军(散阶),被任命为云泉府果毅都尉(介于从五品到正六品之间的实职)。不仅平民可以授勋,而且就算是太常寺的“音声人”也可以。所谓“音声人”即唐代对官府乐人的总称,他们的地位比平民还低。但唐代规定“太常音声人,得五品以上勋,非征讨功不除簿。”这就是说,这些官府乐人如果能凭借军功获得五品以上的勋官,就可以从官府乐户中除籍,成为自由人。

  第二,勋官享有很多优惠条件。其一,勋官可以得到一定数量的私田。唐代规定“凡官人及勋,授永业田”,子孙世袭,皆免课役,成为官员的私田。其二,勋官可以向吏部请求参与职事官序列的叙官而正式踏入仕途,只是在叙官时必须降阶叙任。最高品级的勋官——上柱国(正二品)只能叙任正六品上的官职,其下依次递减。其三,勋官就算不能进入职事官序列,还有得到散阶的机会。按规定,没有实职的勋官要轮番到兵部和外州尽宿卫之职,上柱国以下番上满四年,骁骑尉以下番上满五年者,就可以参加兵部选拔,通过者就能得到相应品级的散阶。落选者在第二个宿卫周期满后,可再次参加选拨。其四,高品级勋官子弟有进入中央官学学习的机会。唐代中央官学为国子监,下辖国子学、太学、四门学、律学、书学和算学等六所学校,各有固定生源和员额。其中勋官二品,县公、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之子可以入国子学;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可以入太学;勋官三品以上无封、四品有封之子可以入四门学。其五,勋官子弟有靠门荫入仕的资格,虽然在入仕时的官阶仅为最低的从九品。多余的勋封还可以转授家人。唐代明文规定“勋至上柱国有余,则授周以上亲,无者赐物。”

  第三,勋官的授予很正规。唐前期通常是在战后派专人到军中叙录军功,再由御史台的监察御史审核战功的真实性,吏部的司勋郎中等审核授予勋级是否与战功相符。审核后的军功,经天子认可后,由兵部下发正式的“告身”。在“告身”上,从宰相开始,逐级审验的官员直至抄写人员,都要署名盖章,并盖上专门的“尚书吏部告身之印”,显得尤为隆重而正规。

  正因为如此,在唐前期,对于平民而言,通过军功得授勋官,是一条很有吸引力的出路。在吐鲁番阿斯塔那24号墓出土的一封家书中,就记载了唐太宗贞观二十年(646年)洛阳一个名叫赵义深的人给远在西州的阿婆写信,信中提到得知西州的大兄被授予正七品勋官云骑尉,全家“喜悦不可言”。而云骑尉在整个勋官序列中仅仅排倒数第二,可见当时得授勋官是一项很体面的荣誉。不仅平民看重授勋,而且当时的文人士大夫,甚至朝官子弟也把立军功、封勋官看成一条入仕的捷径,所以唐人尚武实与推行勋官制有很大关系。

  但自唐高宗、武则天以后,“授勋者动盈万计”。节度使制建立后,唐玄宗又让节度使自行组织军功叙录,将领们为了笼络军心,往往虚报战功,勋官地位大不如前。安史之乱后,国库空虚,将士有功,朝廷无法赏给钱财,只好用勋官赏功,中使出使或诸将出征时常随身携带大量空白告身,方便随时填写发放。勋官泛滥如此,不仅毫无荣誉感可言,而且优惠政策更难兑现,勋官制度彻底失去吸引力,唐朝军队的辉煌也随之成为过眼云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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